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学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刑诉法的任务其中可以概括为惩罚犯罪与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统一，这是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任务的关键所在。根据这一法的要求，惩罚犯罪是指公、检、法职能部门，必须在严格依照刑诉法所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的前提下，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是指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
惩罚犯罪和保护社会主义人权这两大任务贯穿于刑事诉讼全部过程中，因此控辩双方职能的积极实现，是完成上述两大任务的重要环节，在现代诉讼制度中，控、辩、裁三者职能分立，控、辩双方是既对抗又统一的关系，检察机关的职能是控诉犯罪、证明犯罪的犯罪行为应得到定罪，使犯罪分子受到刑罚处罚，从而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而律师作为辩护人的职能则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使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罪轻的人不致重判，通过律师的工作也使法律得以正确实施，因此，这种控诉与辩护两者职能的对抗，使案件事实清楚，正确确定责任，从而帮助法官准确查明事实，正确运用法律，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统一，这是种通过对抗才能达到的统一，对抗是前提，统一是结果，这种统一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利益的表现。
为了能达到这种统一，现代的刑事诉讼法的理论和实践强调保持控诉与辩护双方间职能的相对均衡，反之将会影响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影响到实体法律的正确实施，进而影响到惩罚犯罪与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统一，最终损害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我国在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以宪法为根据，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适当地参考了外国刑事诉讼法律和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围绕着刑诉法的惩罚犯罪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任务对一九七九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尤其是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增加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等原则”，体现了即使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也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社会主义的人权，采用了抗辩式的审判方式，强化了律师的作用，保持控辩双方间职能相对均衡，这些都对人权的保障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立法者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法本意在司法实践中尚未得到完全的体现，公、检、法三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作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他们的工作是在实现法律亦为公众之共识，而律师的工作同样在实现法律，人们却知之甚少，甚至在法律部门中有的同志也有此种看法，于是导致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依法执业权屡受侵犯，律师在办理刑事诉讼中存在着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质证难的问题，就其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思想作用下，社会各方面对律师的工作还不完全理解，持有偏见。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吏治国家，国家的行政权力大，司法权力隶属于行政权力。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在遇到纠纷时总是期望由一个“青天大老爷”来主持公道，因此，主持公道就成了官吏们说了算的事。吏治的最大的特点是重实体而轻程序，“青天大老爷”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审理案件，并没有程序上的限制以监督司法的公正。我国古代的诉讼机构一直采取职权主义，被告人的权利受到漠视，不享有诉讼主体的资格，因而也不允许其享有辩护权，不让讼师参与诉讼，此其一；第二，“讼师本身的价值在于纯粹的经济效益”。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传统观念上，律师行业在我国从来是不受重视的，并是受排挤的职业，习惯上把律师贬称为讼棍或形象不佳的师爷。
随着现代法制的建立特别是的我国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的主旨就是公平竞争，而法律的作用就是维护公平。因此，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以法治国，简单地讲，就是国家的治理须以法律为规则，任何事情的处理均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法治的要求是无论国家所代表的公权利和个人所代表的私权利均应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所以制衡就显得尤为重要。现代国家制度中，制衡被作为一项保障民主的重要手段而提出。从大的方面讲，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对国家的权力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从小的方面讲，在一些涉及具体问题的案件中，律师的代理或辩护就成为了有效地倡导和监督各方按照法律规定参与社会或经济活动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制衡的有效力量。
由此可见，律师的工作是协助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轨道进行活动。以刑事案件为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主要是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这项权利是宪法赋予的。由于被告人对法律的不了解，律师作为辩护人可以充分地维护被告人的权益。使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轻罪不致重判，这些其实都是法律的要求，是现代法律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的作用不是为犯罪开脱，而是依照法律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是维护法律，而不是践踏法律。但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有一种观念认为，律师就是协助坏人钻法律的空子，为坏人说话、开脱。不可否认律师中有极少数人可能是钻法律空子，颠倒黑白的人，但是律师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律师法和执业规则的规定下，从事维护法律的工作。
二、律师的工作更注重程序的公正，易使有的检察部门认为律师使案件顺利审理受阻，因而对律师产生怀疑和误解。
法律的正义包括结果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司法过程中，特别是诉讼过程中，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根本谈不上结果的正义。在有的时候，结果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是一对矛盾，以著名的世纪之审——辛普森案件为例，从结果的正义来看，美国有80%的民意认为辛普森有罪；从程序的正义来看，检控方在证据的筹集方面以及警方在负责此案的警员的选定上都存在问题。此案的审判结果是辛普森无罪，显然，程序的正义压倒了结果的正义。对于这一矛盾，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程序的正义比结果的正义更加重要。因为，程序的正义如果无法达到，结果的正义根本无从谈起，而只谈结果的正义，不讲究程序的正义，同样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程序的正义对法律而言是宏观上的正义；而结果的正义是针对具体案件而言的微观的正义，因而程序上正义远重要于结果的正义。如果能实现程序上的正义，则结果的正义是有保障的，而且程序的正义将进一步促使政府公务人员依法办事，不滥用职权。这也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律师业务中“程序”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